本文最后更新于：2022年8月7日晚上

【编者按】2022年4月18日，团结网（SolidNet）刊登德共（DKP）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章系德共（DKP）主席帕特里克·科贝勒在一次理论辩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科贝勒在讲话中表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持续时间将大大长于《共产党宣言》中的预期、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治形式、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等。

此文为根据原版编译的中文版本，此文中任何语句均不代表本站任何立场。

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亲爱的同志们：

“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德国的共产党人不是有更紧迫的问题吗？

诚然，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还不能指望。我们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有机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们中的许多人大概不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不仅与未来有关，也与此时此刻有关。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对那些宣称、寻求或正在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进行差异化分析奠定了基础。当我们参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常进行的讨论时——而且这种讨论经常会加深我们的分歧——有必要采取差异化分析的方法。不使用差异化分析方法，就很难理解全球发展，对全球权力关系的评估就容易出错。

在今天的报告中，我们不想对中国，越南或老挝的社会状况进行结论性的评估。我们同样不会对古巴的改革进程作出明确的评估。本周末，我们也不会坚持对朝鲜问题的任何立场。这个周末，我们想展开一场辩论。

我们认为，到下一次党代会时，我们将取得进展，我们将在必要时澄清我们的立场。在我们迄今为止的立场上，除了其他，我们坚持在上一次党代会上关于国际工作的决议。

我们将以今天的报告开始讨论的第一阶段。我们还谈到了包括雷娜特的报告：《古巴社会主义之路》。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报纸以及其他形式来配合这一点。我们计划将第一阶段作为一个教育主题，至少到明年年初，我们希望党内的所有团体都能参加。

我将在各个章节中从不同的角度/问题来探讨这个话题。有些是理论性的，有些是历史性的。有些围绕着政治或经济问题。有些则与阶级斗争和权力关系有关，有些则由群众意识和阶级意识及其发展组成。这样做的问题是，即使我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章节，这些问题也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相互影响。

1.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之间的时间跨度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共产党宣言》时，假设了一个相当压缩的过程。他们写道：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

《宣言》在提出一系列直接要求之后，继续说道：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列宁的分析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在他那个时代的新条件下，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可以想象，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不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有可能在它的“最薄弱环节”上发生。这与巴黎公社的经验一起，导致了他在十月革命前在他的作品《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思想。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除了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持续时间更长的问题之外，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实现一个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社会的目标发展至关重要。他明确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人们才会习惯于没有任何强制性地公共生活的规则，因为他们已经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了。在这个阶段，列宁假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将导致生产力发展的有力增长。

在这里，列宁不得不在几年后承认，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迅速的自发进程。他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列宁在1920/21年定义了新经济政策。在他的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他解释说，在革命后的头几年，过于迅速地尝试转向“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导致了严重的失败，因为它忘记了存在：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他说：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

他在标题《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的分标题下写下了这些可能的危险：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列宁在1918年就已经拒绝了“左派”对经济问题灵活性提高的批评。在他的作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他说：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粹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进行计算，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该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请注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前几年就宣布了这些声明。新经济政策何时以及为何结束？它的结束发生在 1928年和1929年。根据斯大林关于此事的声明，到那时为止，它已经促进了经济上的成功，并且由于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而达到了极限。1929年，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写道：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

此外，他描述了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外国资本不愿意向苏联提供贷款和信贷以建立重工业。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阻挠社会主义的建设，挫败苏维埃政权。

世界各国的资本家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造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

所有这些声明都表明，共产党人必须认识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持续时间将大大长于《共产党宣言》中的预期。

沃尔特·乌尔布里希特等人在1967年《资本论》发表100周年之际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

第六次党代会（1963年-PK）确定，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胜利的。我们不把这次胜利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束，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社会制度的一切要素，包括生产关系本身，都开始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

当我们考虑社会主义要素在反法西斯民主秩序中起源直到现在的历史进程时，就可以看到有两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基础是通过生产资料逐步过渡到人民手中，通过组织计划经济，通过逐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体力劳动生产合作社和国家参与的公司，社会主义贸易形式以及重要的教育改革而建立的。这一阶段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而结束，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体系也随之完全生效。……鉴于此，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快速过渡阶段，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

2.将“社会主义”一词定义为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中的一个阶段特征、一个科学概念、一个斗争的口号——是不精确的。

在我们的党纲中，我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范畴给出了以下简短的定义：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的第一阶段，同时也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社会不再有阶级；在这个社会中，为社会利益而工作已成为生活的首位需要，产品的商品形式被废除。这样，社会化生产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就可以实现。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条件将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准备好。

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前提是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获得政治权力。它的基础是所有重要生产资料、金融机构和自然资源的社会所有制。因此，它能够有计划地使用和增加社会财富，以造福于广大民众，并不断提高人民对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需要。

因此，我们认为，在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之后的一个时期，将被用来逐步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所有资本。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说到社会主义呢？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科学概念/定义，也是一个政治斗争概念，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词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决心，但绝不是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上的阶段和时期的定义与无阶级社会本身一样难以描述的原因。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可以用于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作为我们在党纲中定义的延伸——仍然可以这样描述：第一，社会主义阶段适用这条原则：“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对于共产主义阶段，适用以下原则：“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还包括克服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以及国家消亡的先决条件。

这种科学上的模糊性也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差异。例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在苏联，共产主义社会正在建设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自发的——而民主德国则被认为达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开始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不可逆转”这一在政治上可能是必要的斗争口号，却导致对阶级对手的力量的低估，并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残余顽固存在群众意识中。

当然，“按劳分配”的问题和另一方面增加生产的必要性，也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领域。这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竞争来解决，尽管这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像列宁所写的那样，人们必须为资本主义打开大门才能利用它，那么资本家就不满足于“按劳分配”。这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以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中获利 ——无论对这一点如何掩饰——而这与上述意义上的绩效毫无关系。

3.大众意识和阶级意识，消费，需求的满足和发展。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复杂的问题，即群众的需要首先是他们从革命前时期就产生的需要。显然，这也具有非常持久的影响，并导致社会比较中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直接消费的满意度。我们这些经历过民主德国时代的人可以记得，西德垄断资本愿意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西德的对外宣传展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民主德国在生态上的明显成就，例如公共交通优先于私人交通，却在东德西德的许多人的意识中被当成了一种反面教材，“每个人都有汽车”成为了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一个体现。这给民主德国带来了持续的压力。这种压力推动了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决策，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这样的现实：消费需求应该在经济能达到相应水平之前就得到满足。

现在回过头来，有人批评埃里希·昂纳克领导下的强劲发展的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所表达的日益对群众消费需求的关注倾向实际上是一种经济错误。不过，这当然是由于帝国主义通过“展示联邦德国”而产生的政治压力造成的。

不幸的是，所取得的成功似乎也表明，对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至少与直接消费同样重要，但在社会制度的个体比较中发挥的作用较小。至少，许多人倾向于低估良好的教育或医疗保健，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消费品的供应。

4.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无论如何，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是国际阶级斗争中的一个与生存有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克服贫困的问题，是满足人民需要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捍卫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资源。

我们再次回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话：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

他谈到的是“有可能”，而不是一个即时的自动过程。然而，他后来又说，这是一个“利用破坏者”的问题，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正当性，向资本家敞开大门——风险在于，资本家能够比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更好、更快地利用新形势。

其他通过运动来实现生产力必要发展的尝试通常没有成功。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共产党在“大跃进”中的经验。

人们被迫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剩余产品，并且是在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和支配的世界市场条件下需要剩余产品。“经济互助委员会”——简单地说成是“莫斯科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机构——能够发展内部合作，与剥削社会的所有形式的经济合作相比，这样的合作，计划和团结的特点要强烈得多。然而，弱点在于其联系较为薄弱，部分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或由它们主导的机构。这种弱点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结果，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与经济互助委员会。帝国主义经常通过勒索和经济破坏利用这种依赖性。

经济破坏也可以采取非常简单的形式：民主德国的恐慌性抢购，然后导致事实上的短缺，就是由于联邦德国媒体通过宣布所谓的“短缺”而多次引爆的。

5.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社会主义财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报》的一篇文章中，我论述了民主德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式，并写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直存在到1972年——在决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之后相当长的时期——20年。然而，即使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合作社财产，例如，民主德国的农民仍然是他们土地的所有者。当然，这其中也有历史原因。在反法西斯的民主建设中，小农和农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盟友和争取的对象。进攻的对象是战犯和容克——因此，进行了土地改革，且最初为50多万生产资料的新主人创造了土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LPGs（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尽管如此，农民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然而，他们将控制权交给合作社，即合作社的农民和无地雇员集体。因此，当他们放弃个人控制时，他们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如果按照列宁的一般阶级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那么，民主德国的阶级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它谈到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合作社农民。在民主德国，合作社财产也被称为社会主义财产的一种形式。

对于这一类合作社农民来说，有趣的是，他们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却被牢牢地约束起来，以至于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生产资料。

6.阶级问题，与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财产形式有关的阶级斗争问题——（被压迫的）阶级与统治阶级霸权的结合——行使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阶级，那么通常也会有阶级斗争。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资本家，那么——至少如果他们的数量不是完全边缘化的话——也就是有一个资产阶级。从这个角度看，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存在着有资产阶级的阶段。

事实上，我们从苦难的经验中可以得知，“阶级本身”——即由于它在历史上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客观存在的阶级——与自发承认自己属于这个阶级是有区别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的形成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客观和主观因素都在试图阻止这种形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纳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家越发嚣张的战略中。媒体、意识形态机器、教育等等都被利用起来，把这种阶级的形成扼杀在摇篮里。

但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情况会如何呢？列宁已经指出，工人阶级的权力不仅是专政的工具：从资本主义中可以了解到，有可能整合部分工人阶级，或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掩盖压迫，使其不被视为压迫。无产阶级国家为了整合资产阶级，当然需要一些贿赂——允许资本家获利。

然而，列宁所描述的已经反复提到的风险仍然存在：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持久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历史经验，共产党的持久性首先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阶级对手会把他的主要矛头指向国家政权的其他部分——在民主德国，就是国家安全部——但党的职能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否仍然前卫——或者它在某个时候失去了这个角色？

7.国际形势的影响。

在我看来，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将在整个地区或整个大陆同时发生。有很多迹象表明，即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有相当疲软的经济体——即“薄弱环节”。这些尝试将在世界权力关系的框架内继续发生很长一段时间，而这种关系现在和将来都是由帝国主义的主导地位所塑造的。

在早期阶段，帝国主义反社会主义斗争的清单主要包括军事干预、破坏、暗杀和战争。在这里，帝国主义扩大了它的剧本。在欧洲社会主义强盛的时代，帝国主义增加了军备竞赛、经济封锁、松懈意识形态等手段。今天，他们又得到了这些补充：颜色革命、人权帝国主义或将分裂倾向渗透到革命力量及其盟友中——帝国主义已经完善了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归根到底，革命国家生存的唯一机会是能够成功地利用和深化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向外国资本提供在本国制造和实施项目的机会。

我们应该绝对清楚这一点：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帝国主义不会回避任何罪行、任何残暴行为、任何受害者——即使这些都数以百万计。帝国主义可能偶尔会戴着天鹅绒手套来——即使没有战争，今天也会有人因为封锁或制裁而死亡。这迫使社会主义在军事、情报部门等方面的开支——而且必须这样，这就导致其他需求的短缺。这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思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该尽可能少地犯错误——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如此。不幸的是，没有人不会犯错误。

8.国际经济关系和依赖关系。

只要帝国主义有影响力，就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经济上的依赖性，只要它仍然占主导地位，它就往往能够支配规则。

我们仍然记得当智利的铜矿被国有化时，全球铜价是如何下跌的，这给该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今天的委内瑞拉也正在发生类似的过程——尽管当时的智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委内瑞拉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在我看来，通过广泛的自给自足来摆脱这种依赖的企图也注定要失败。原因在于经济，在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于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的必要性。

这种依赖关系的基础是原材料，是粮食，是技术，但最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调节。今天，其中大部分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的——两者基本上都是以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导向。今天，想逃避这一点是不现实的——即使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那个年代，最终也只能在内部做到这一点。尽管军事领域尚能同帝国主义接近平衡，但帝国主义却在经济上遥遥领先，除此之外，还存在经互会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不幸分歧。经互会覆盖了世界上相当广大一部分地区，包括苏联，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古巴。在其鼎盛时期，通过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国家以及墨西哥和伊拉克等国的合作协议，其范围又得到了扩大。因此，建设一种不受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内部交流关系是可能的，他们曾代表一种崭新的选择。不幸的是，这早已经成为历史。

经济依赖性的一个决定性方面体现在现行货币问题上。即使在经互会的鼎盛时期，以卢布为内部货币之时，仍然存在外汇交易——通常以美元为单位，或者主要是在民主德国的情况下也使用德国马克。这些外汇是必需的——这是帝国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勒索相对倾销价格或迫使它们出下策的可喜机会——例如民主德国的Intershop零售连锁店。

如果像目前美元的情况一样，一种国家货币若能充当世界货币，通常也代表着该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因此，自然而然地，目前仍然有试图打破美元霸权的尝试，其中一些是金砖国家之间进行的努力，现在也有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框架内的尝试。随之而来的是货币可兑换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与帝国主义的外部关系中也使用一种货币，那么帝国主义就有可能用货币来投机反对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面临着外汇问题。

在我看来，任何想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结果是至少必须与对立阵营的一部分进行部分合作，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这个领域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决定性领域——国际阶级斗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公司也必须在这种局部合作的框架内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运作。然而，他们不可能建造“社会主义孤岛”，而必须或多或少地像他们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一样行事——否则他们将无法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9.在帝国主义阶段，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发生，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联盟政策产生了影响。

十月革命以来的所有经验都表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一定是这样开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被其他时刻所覆盖并受到其他时刻的影响。十月革命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是把小农从半封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以及越南的胜利，同时也是民族解放的过程。欧洲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始于反法西斯民主运动，也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它们不是到处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而是到处都是与西方盟国结成脆弱联盟的苏联红军胜利解放的结果。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葡萄牙殖民地，革命的开端由民族解放的性质和反殖民斗争所主导。在葡萄牙，反法西斯解放处于前沿；我不确定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的特点。在智利和葡萄牙，反革命在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已经占上风。在委内瑞拉，有很多迹象表明，迄今为止达到的民族解放程度受到了重要力量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恐惧的威胁。

然而，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个别过程，而是要指出，革命的这一特点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一次推动通常只针对一部分资本，有时甚至只针对一部分垄断资本。

在苏占区，这些人是战犯和容克，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中是那些与占领者合作的人。为了能够将这种攻击引向他们，通常不仅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找出结盟的可能性，而且还要实现它们。

共产党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个辉煌的历史例子是1945年6月11日的德共（KPD）（1918）号召。在那里，制定了以下目标：

“随着希特勒主义的毁灭的同时，必须完成德国的民主化问题，即1848年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问题，彻底消灭封建残余，摧毁反动的旧普鲁士军国主义及其所有经济和政治分支。”

我们认为，把苏维埃制度强加给德国的道路是错误的，因为这条道路不符合德国目前的发展条件。相反，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德国人民的决定性利益为德国开辟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权，一个拥有民主权利和人民自由的议会民主共和国。

在德共（KPD）（1918）的呼吁中，提出了针对潜在联盟伙伴的措施。我在这里要提到两个：

“与饥饿、失业和无家可归作斗争。普遍积极支持自治机构努力迅速确保正常生活和重新开始生产。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完全不受阻碍地发展自由贸易和私人创业活动。”

这是针对小资产阶级圈子和中小企业的建议。

“清算大庄园，容克，伯爵和王子的大庄园，并将他们所有的土地以及活人和死人的存货转移到省或州政府，以分配给被战争伤害和剥夺的农民。不言而喻，这些措施绝不会影响大农的土地和生意。”

这项提案针对的是农业工人和小农，但同时也向非封建和非战争罪犯的大农展示了未来。

在第二句话中，已经谈到了德国苏占区的土地改革。然而，这与苏联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在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土地法令的颁布，土地成为了社会财产，仅仅是交给农民使用，而不是作为他们的财产。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这对民主德国的整个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影响。

10. 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后果。

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与资本主义权力和财产关系的革命性决裂，需要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

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是对历史、文化、社会事实、思维方式和习惯的扬弃。必须尽可能改变它们，但不能否定它们。

几个世纪以来，亚洲的大多数人民一直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干预、殖民主义者，被作为帝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棋子。他们的国家被分裂，拆散，被血腥压迫。早在封建主义和新兴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团结就已经成了从殖民和帝国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同义词。

1989年，在朝鲜平壤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学生节上，我一再被问及我们将为德国的统一做些什么，这让我感到惊讶。这不是我们内心特别关系的东西，也不是当时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同志们关心的。

我认为这与香港从英国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是相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确立“一国两制”原则方面走了很远，长达50年。作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会认为这是相当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认识到西柏林是破坏活动的陷阱——一些帝国主义者在闭门造车中将其描述为“最便宜的原子弹”。

关于后果——仅仅为了说明复杂性——我也提到一些例子，比如天主教在当时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或新教在民主德国的影响。

11.内部的阶级斗争。

这里适合用粗略的描述，就像上面一样：社会主义革命让工人阶级获得政权，通常是与资本相对抗的其他阶级或阶层结盟——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与垄断资本相对抗。这种权力被用来逐渐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走其先前权力的来源——生产资料——并防止它再次将自己提升为统治阶级。

但显然，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仍将长期存在。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未来某些阶段，甚至会为资本家敞开大门。只要有资本家，就会有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取决于其形成的程度。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骑虎难下的形象描述是相当贴切的。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其后果在人们的意识中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关性，反革命的危险可能永远不会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大概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意识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和繁殖。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且是可能用我们所知道的手段——即从融合到意识形态干涉，再到法律压迫。我认为这目前包括反腐败运动，就像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国家看到的那样。

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反革命的风险最迟会在感染核心——共产党——时成为现实。

12.国际联盟政策。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被迫制定结盟政策。在这一点上，它面对的事实是，世界绝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我们正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这些列强团结一致地对社会主义进行猛烈的攻击，但他们也在相互竞争，并且也像发展社会主义一样进行这种竞争。

我们正在与不是或尚未加入主要帝国主义联盟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我们正在与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通常，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一些人从这种情况中获利更多，而另一些则更少。我们正在与仍然拥有强大封建结构或处于这些结构之后的国家打交道。

制定联盟政策的压力总是存在的，该政策以两个主要目标为目标。首先，确保人类的生存，使和平与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尽可能得到保障和保存。其次，防止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从而打败社会主义。这需要灵活的政策和外交，其中包括灵活政策和外交之间的区分以及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必要一致性变得模糊的危险。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时，这对共产党来说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个问题。

13.需要维护和平和生命的自然基础——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今天，争取和平的斗争和维护生命自然基础的问题比人类以往所有时代都更加尖锐，这使问题更加严重。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必要前提。但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只能被迫和平。由于它的内部竞争状况和它反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必要的）斗争，它永远无法抹掉它的侵略性。共产党人决不能忘记这个事实，共产主义者绝不能忘记这个事实，但他们也绝不能落入无法迫使其维护人类前景的宿命论。

当然，这场斗争的一个时刻是捍卫社会主义的军事能力。但另一个是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交流。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这也可能导致勒索。但是，如果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忘记了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那也同样糟糕。忘记这一点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的“裁军”。

亲爱的同志们，我当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的所有要点。如果我成功地激发了对这个复杂主题的反思和讨论，那么我就很满意了。